陶文淑博士

我今天的講題乍聽之下似乎很尋常:  我們是否應該專注在比 “相互了解“ 更重要的議題上? 鑒於全球化時代現今世界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似乎應竭盡全力來維護和平與正義? 毫無疑問, 要 履行這些人道主義的義務, 其先決條件正是我們對跨文化領域有深刻的理解. 這也是今天我們大家聚集一堂, 為共同完成這個項目而努力的原始動機. 在此首先要感謝參與這個項目的每一位, 尤其是陸振翮教授, 感謝陸教授慷慨並有遠見地捐贈這一批來自德國著名醫學家 Sabina Kowalewski教授珍貴的家族藏書.  Kowalewski 教授在德國波昂行醫並從事醫學研究多年, 有關Kowalewski教授的生平事蹟相信陸教授在他的演講會有更多的著墨, 在此就不狗尾續貂. 當然更要感謝國立成功大學, 這所世界級有國際觀的高等學府. 感謝成大不計較辛勞及費用, 在堪稱台灣“文化之都“ 的台南, 這座歷史悠久的府城, 提供Kowalewski家族這批值得傳承藏書, 一個有意義且適得其所的新家. 在此也要祝賀所有參與這項有指標意義,跨文化學術項目的每一個人。

跨文化間相互瞭解必須藉由教育, 訓練及穩定的相互交流才能改善,  這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道路.  若想達到有效的對話, 建立互信,  解決問題並能合作成功,  這是一條路無法避免的道路. 只有當我們了解對方在文化上的需求及發展並盡可能地給予尊重, 才能做出可以經得起考驗的折衝妥協. 在從德國角度看來所謂的“遠東“ 和包括歐美非洲所謂的“西方“ 現今還存在著一大塊充斥著不同語言, 習俗及思維的領域. 這種差異應被視為是豐富我們世界的元素, 並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受到保護, 因為它們對於全人類及人類的生活品質極具意義. 針對這種多元文化的必要性, 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地, 在各階層有過無數的討論, 而今成為普世接受並追求的價值觀. 對前者而言, 現代新穎並多元的溝通方式以及在私領域及工作上的高度機勳性; 知識的快速傳輸以及環球網路的迅速發展, 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記得在1975年的年中, 我剛大學畢業, 在轉了三次機, 加上5小時的飛機誤點,總共飛行了24小時之後, 我第一次到了台灣, 降落在臺北松山機場. 在此之前我在歐洲讀過法律及歐洲藝術史, 也讀過中文,日文及亞洲藝術史, 但是當天計程車司機講的話, 我可是一句也沒聽懂. 但這位熱心的司機先生在東問西問之後, 還是把我安全地載到了新店我當年的寄宿家庭. 和當年相比,如今臺灣和德國之間的了解, 接觸, 合作及在各個領域上的交流有很明顯的增加. 接下來我在台灣渡過了我終生難忘精彩的數年, 在故宮博物院的工作經歷及學術研究也堅定了我至今不變的志願: 永不停止學習亞洲藝術.

隨著歲月的增長, 加上我在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工作的經驗, 使我了解到教育對培養年青一代對跨文化領域的了解是何等的重要: 中學大學應提供機會給年青學子們, 去認識世界上不同的文化, 讓他們對這些不同的文化產生興趣, 因為沒有這些機會益助, 年青學子們無法努力不懈地去學習那些高深的文化及其語言.在德國那些有關世界文化的教科書, 直到近幾年還是只專注在埃及,羅馬和中南美的印加文化. 對許多中等學校的教育工作者而言, 在享受亞洲美食的茶餘飯後, 在驚嘆漢字書法之美的同時, 仍認為中,日,韓等國的文化史太複雜多元, 而蹲躇不前. 近年來德國人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興趣有明顯地成長, 然而這些認知還是大多專注在政治議題及國家的數據方面. 改善跨文化教育很重要的一環就是須要各國政府提供留學及研究獎學金, 來提昇學子們的國際機動性. 這些學者們必須有足夠的經費及時間, 不限地域在全球去尋找適合的合作夥伴, 以期能展開成果豐碩的合作計劃, 不可諱言, 對東亞國家而言, 歐洲似乎距離相對較遠而不佔地利....

歐洲在17世紀啓蒙之後, 在跨文化的領域對東方的文化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萊布尼玆(1646-1718) 和一些他的同儕認為中國的人文科學在某些方面比歐洲更為優秀; 一些當時有遠見的政治家也能接受這種看法. 撒克森地區的諸侯奧古斯特 (1670-1733) 是歐洲第一位把自已王宮內圖書館開放給一般民眾的郡主, 讓他的子民能藉由閱讀文學著作來自我教育, 藏書之中也包括了那個時代首批有關世界文化的著作.  奧古斯特也請人遠從中國購買了許多珍貴的書籍, 也因此喚起了人們對中國藝術及文化的興趣, 也許也激發了對中國文化研究的火花. 我認為這個郡主的創舉可為是一種革命性的自我認定, 主張統治者對他的子民有教養的使命, 如此一來也激勵其他統治者來群起效仿. 在同一個時期,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是這股“中國風“ 的推手, 路易十四曾派遣了許多有學問的神職人員及外交使節, 組團出使到中國. 接踵而來的西元十八世紀, 在歐洲皇室及貴族家庭掀起了一種所謂的 „中國熱“ :人們用亞洲風格及有中國色調的設計,仿中國的傢俱及直接由中國大量進口的瓷器來裝飾毫華的建 築物或空間,  有些瓷器甚至是依照客戶的喜好在中國特別訂制的. 令人玩味的是, 同一時間在大清乾隆皇帝的宮殿內卻瀰漫著一股“ 歐洲風“,  只不過這種歐風大都是表現在較小的物件上如鼻煙壺, 茶杯或花瓶 (在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中此類物件歷歷在目- 筆著對此另有注述).

許多歐洲作家的著作加上那些 附有圖片資料的遊記, 也促進了歐洲人對亞洲文化的興趣. 隨著十九世紀的來臨,愈來愈多的探險隊有如雨後春筍般由英國及法國出發, 遠征異鄉並帶回了(或許應該說是搶奪) 許多古董藝術品. 這些來自異域的藝術珍品成了學者研究及向大眾展示的標的物, 這完全不同於於過去的作法, 在過去歐洲皇親貴族們把他們隨心所欲收藏的異域藝術品, 只藏在宮庭內的 ”藏珍閣“ 裡, 而一般民眾是無法目睹這些珍藏. 如今不同的作法, 把原來己被點燃的求知慾,燒的更加旺盛. 在大學裡新的科系如東方學, 漢學, 日本學,應運而生, 經濟與貿易也開始以國際市場為準繩. 尤其是西元1851年的 倫敦世界博覽會, 在這個由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夫婿艾伯特親王所發起的世博會上, 觀眾除了可以參觀展出的工業用品外也可以欣賞到展出的藝術品. 日本在西元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 目光向西, 迎頭趕上, 努力學習西方國家的工業建設與現代化, 造就了日本在西元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上, 獲得空前的成果, 成功地站上了國際舞台. 西元1871年日本接受了奧地利國王有關維也納世博會的邀請, 就卯足全力開始收集全國最具代表性並便於運輸的藝術珍品, 並將其集中於東京. 在將這此些藝術珍品包裝好, 並由大量工匠及藝術家護送之下海運去歐洲之前, 日本政府作了一個在教育政策上很具前瞻性的決定: 把這些藝術珍品以有史以來首次全國藝術展的形式, 呈現在國人的眼前. 對西方世界而言, 仍舊相當陌生的日本藝術及建築在維也納世博會上吸引了西方觀眾的注意力, 在歐洲掀起了一段對日本無限神往的 „日本主義“ 時期.  緊接著日本也開始進行有系統的學術交流計劃, 目標是效法西方模式來建立工業, 大學及學術教育機構.  日本派遣大量的學人到海外, 去邀請外國學者, 法律, 醫學, 自然科學, 科技, 並也包括音樂及藝術方面的專家來日本講學.  在十九世紀末之前, 就有大批的日本留學生及藝術家到歐洲來深造. 稍後也有第一批的來自中國的藝術家,學生及科學家不辭辛勞,千里迢迢來到歐洲深造.  然而多數的中國學子會嘗試到較近的日本現代化大學及藝術學院去就讀, 無形中日本就成為了西方學術進入中國的媒介.

日本也成為當時臺灣學子們想要深造的目的地. 台灣在1895年馬關條約下被割讓給日本, 現今台灣大學的前身為1928年日據時代創立的台北帝國大學, 對當年的學子而言, 能到日本的知名大學或學府去深造被視為是一種殊榮.臺灣學生在日本接受了當地行之有年,效仿德國學術制度所建立的醫學及法律教育. 中國的法律也深受德國法學的影響.  德國的成文法典與法國的民法系統是民初以來中國法律的兩大基楚礎. 特別在二次大戰之後有許多中國的學者到德國的高等學府去深造或去完成博士學位.國立台灣大學的法學院在60年代開始了一項非常重要的鉅形翻譯計劃. 法學界的專業人員花了極大心血, 成功地把德國有五冊篇幅的民法翻譯成了當今實用的法律中文, 這頂壯舉也深受各界的肯定. 這套德國民去的中譯本也讓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法學家及他們的後進, 能夠一睽德國民法的廟堂.  從60年代開始, 德國民法也歷經多次的修改, 來適應社會上迅速改變的生活型態. 因此第一版的德國民法中譯本也必須進行必要的更新. 在大法官留德法學家戴東雄教授的呼籲下, 台大法學院曾留學德國的教授們, 約佔法學院教授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齊聚一堂,共囊盛舉參與了中譯本的更新工作. 在2011年德國民法中譯本的更新版完成了, 這正顯示出在法學界雙向學術交流的一個良好典範. 德國國際學術交流總署 (DAAD) 很榮幸能在這個計劃上略盡棉薄之力, 因為多數參與這個計劃的法學教授書當年曾受惠於DAAD 提供的留德深造獎學金.

目前雙方大學在多種專業領域上都有學術合作成功的案例. 在此我要特別提出一個很成功的合作項目, 這是一個在機械工程專業領域內由三所大學的專家學者共同合作, 有一個有復雜結構, 但有很好成果的合作項目. 感謝德國馬德堡大學機械資訊工程系魏善德教授 (Prof.Dr. Sandor Vajna), 台灣中山大學機械工程系蔡德明教授, 及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黃光裕教授, 三位專家的推薦及支持, 筆者在2001年推動了這項延續至今的學術合作計劃.  這個計劃得到德國國際學術交流總署 (DAAD)為期兩年的贊助,  研究的主要內容是設計一個抽氣馬達, 由馬達產生的脈衝將空氣中的分子擠出容器, 而使容器達到完全的真空. 合作團隊的另一個研究項目是用機械工具控制在風力發電機組中發電機的轉數, 使它能在不同的風力強度下保持轉數不變.  此外在這三所大學之間也經常相互交換講座教授, 團隊成員不但可以在專業領域相互切磋, 成員的互動也不只限於在課堂, 也常在團隊所在國的美麗田野之間, 甚至於德國著名的葡萄酒也是台灣教授們喜愛的話題之一. 由於前述幾位教授們持續不斷的參與, 這項合作計劃自始至終都非常成功, 它甚至於促成了德國高等學校校長會議和台灣的對口單位 (APUC, APUCT, ANUT) 在2005年簽訂的合作框架協定. 更令人欣慰是雖然這項合作計劃的原始學者團員陸續退休, 但此計劃已由年青的一代接棒,繼續開花結果.

維護這種連繫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要在學術領域上, 建主相互信任及了解. 這可透過人員互訪或研討會, 藉由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思想的溝通與深入而達成. 前述這些對於合作計劃的品質及持續很重要, 也無法用空洞的視訊會議室來取代. 我還記得在2004年拜訪過這些大學, 當時台灣行政院國科會(現科技部) 和德國國際學術交流總署(DAAD)共同贊助一項在台北舉行的工程學的研討會, 以及在臺南成功大學舉辦的有關尖端動力科學的2004年中德聯合研討會. 這兩次研討會都是由成功大學動力與海洋工程系的郭嘉全教授 (Prof.Dr. Kao Chia Chuen, DAAD獎學金校友) 規劃,協調而完成. 我們這些與會人員也參訪了郭教授的研究室及成大建築系辦公室, 建築系當時的系主任是孫全文教授 (Prof. Sun Chuan-wen). 孫教授帶我們參觀了由他帶領的團隊整修後的鄭成功故居. 這和我在1976年首次參訪的鄭式故居相比, 真是大有進步,不可同日而語.

孫教授同時也是DAAD在台校友會的名譽會長, 他在我們的協助下成功地在台北規劃舉辦過一次超過100位參加的DAAD獎學金校友大會. 這不只是一次有關環境及氣候變遷的學術研討會, 也是在臺灣的留德學生的大團聚, 與會的昔日留德學者教授們, 非但能說流利的日常德語, 就連艱深的專業德文也能琅琅上口.

繼孫教授之後,我們今天的贈書者陸振翮博士, 接下了台灣 DAAD 校友會會長的擔子, 陸會長在任內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不懈餘力, 舉辦過兩場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 邀請了多位東南亞國家及德國的學者與會. 陸會長本身也是留德的學者, 他在70年代獲得DAAD 獎學金赴德深造, 拜師在Sabina Kowalewski教授門下, 跟隨她專研醫學多年並榮獲醫學博士學位. 多年後陸博士替他當年指導教授的贈書在臺灣成功大學找到一個適得其所的藏書處, 這實屬杏壇佳話. 這是一個跨國文化交流的成果, 一個有互動並且跨越時代鴻溝的範例. 四十年前的年青學子陸振翮遠赴異鄉德國, 將全部精力放在學業上, 而今又從德國把他博士指導教授遺留給他的家族藏書, 千里迢迢地運回陸博士在亞洲的家鄉. 許多有關德國十九世紀人文科學的珍貴藏書如今被保存在台灣一所知名大學裡, 世世代代供學術界人士閱讀, 這些書當可增進相互的了解, 減少誤會與偏見, 進而為國民外交盡一份心力.

德國國際學術交流總署就是基於這種世界大同的理念創立於西元1925年, 它一直和台灣保持著緊密的互動關係. 早在1931年DAAD 就提供了第一筆獎學金給台灣, 比中國大陸早了許多年, 也比提供給日本第一筆獎學金的時間 (1932) 早了一年. 前國科會(今國科會前國科會行政院科技部) 早在90年代就在德國波昂設有辦事處, 而德國從2000年開始也在台北設立了DAAD 連絡處. 從2007年起雙方的合作呈現均衡發展: DAAD 每年大約贊助150名台灣學生赴德深造, 相對的, 透過DAAD每年也約有200位德國學生到台灣就讀. 在德國的台灣留學生總數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目前增加到約1800人, 這也反映了日益活絡的台德大學合作; 在2016年共有220個合作項目在進行 (在2009年只有45個項目).雖然在台灣大專院校學習德語的人數有增加, 但大學德文系學生的人數卻在減少. 如今有了這間新闢的德文書籍閱覽室, 德文系的學生及德國文學的學者們可以免掉過去的舟車勞頓, 很方便地找到所須的資訊及研究資料. 希望這間閱覽能被廣泛利用, 增進跨文化的溝通, 也許能激發某些學子們到德國去遊學或研究的決心.

在此要感謝在台灣及世界各地的留德校友, 感謝他們為增進民族間相互瞭解所做的努力. 2012年 DAAD 在臺灣, 中國大陸, 日本及韓國等地留德校友們殷切的期盼下, 在韓國首爾成立了 „東亞地區專業交流綱“.  臺灣留德校友會會長陸振翮在2013年成功地舉辦了第一屆東亞地區專業交流綱法學研討會. 在DAAD獎學金留德校友,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王海南的專業策劃下, 研討會邀請了德國最高法院院長 Tolksdorf教授等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參加. 2014年留德校友會會長陸振翮在他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策劃舉辨了第一屆“ 東亞地區專業交流綱醫學/生命科學研討會“. 留德校友會現任曾梓峰會長在2016年舉辨了有關“永續都市規劃“ 的研討會. 在這幾次的研討會都有來自東亞國家的留德校友們參加, 而且這些國家的留德校友會也舉辨過類似的研討會.

決定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這些交流國家的所謂 „文化“ 是架構在何種要素上. 德國十九世紀著名學者 亞歷山大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為了學術研究曾經跨足北美和南美洲. 他曾說 „文化是來由科學與藝術融合而產生“  這種詮譯不僅是針對一個特定國家的文化, 而是放諸四海的準則, 特別是當我們要去了解像中國這種博大高深的文化. 孔子就以禮,樂,射,御,書,數 等六藝為一位君子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亞歷山大洪堡 在學術教育這方面所遵循的 理念, 可以說和孔子看法類似, 只不過在中國這種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實行較久遠, 也較全面. 唐朝的讀書人必須能作詩及寫的一手好書法, 才能有機會在科舉會試中脫穎而出. 宋朝蘇軾提倡所謂的 „士大夫文化“ 也稱之為“文人文化“; 一位君子必須兼具文學,書法及繪盡三種才能.中國文化的基本訴求是知識份子應努力學習去了解藝術. 對那些外國學子而言, 透過學習漢語來研習中國文化, 這是一項令人著迷的課題. 但對於那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懂中文的人來說, 這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挑戰, 他們在學習中國藝術與文化時, 只能用“視覺的語言“ 來克服口語上的“無 言“.

我曾主辦過許多次的藝術創作展, 其中包括了亞洲藝術也有西方藝術, 有古典的也有當代的, 有在德國展也有在亞洲展. 在這麼多次的展覽中我觀察到, 當觀眾的目光看見與本土文化不同的藝術作品時, 就會產生一種直覺的反應, 引申出問題並開始尋求解答, 激發起一連串的腦力激蕩. 沒有真接接觸到這些藝術作品, 這些反應就不太可能發生.  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創作交流時, 教學方面的前緒作業就非常須要. 在欣賞中國古典藝術創作時, 身為德國人我總是須要去了解這些創作的歷史背景, 以期能了解這些在文化層面上“ 陌生“ 的藝術品, 在觀賞當代藝術創作品時, 則對創作者的生平及創作履歷有極大的興趣. 在介紹跨文化藝術創作時, 必須仔細準備並提供前述的兩項資訊給觀眾. 台灣當代藝術較少在德國展出, 這類的展覽一般規模也較小, 通常展出前有關創作家的資訊也較為匱乏. 我舉辨過多次的藝術展, 有亞洲藝術在德國的展出, 也有德國藝術在亞洲的展出, 每一次展出我都會盡可能地讓藝術家們, 透過我的翻譯, 親自向國外的觀眾解說他們的作品. 這種人與人近距離的接觸雖然花費較多, 但很有效也在每一次的展出中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想從我的工作中舉出與幾個臺灣和德國相關的 展覽作為到例子. 首先是在1999年舉辨的德國三個城市的巡迥展 (呂貝克, 斯圖佳特, 多特蒙). 此次展覽展出了12名來自台灣及中國大陸著名藝術家具代表性的繪畫以及第一次在德國展出的雕塑, (來自台灣: 劉國松, 楊英風, 楚戈, 李錫奇, 屠國威, 陳幸婉), (來自中國大陸: 吳冠中, 周韶華, 王克平, 仇德樹, 曾宓,余振慈).  隨展的附帶節目也提供了德國觀眾和兩岸藝術家們一個難得而又生動的思想交流. 同為中華文化的藝術工作者, 來自海峽兩岸的藝術家們以前從未共同展出過, 這也是他們第一次的近距離接觸. 在此之前, 中國的當代雕塑從未在德國城市展出過, 人們還以為這類當代雕塑在台灣根本不存在. 這些海峽兩岸的藝術家們透過了各種討論及到各處的旅遊, 也帶回了有助他們藝術創作的珍貴經驗回國, 甚至有人建議邀請德國藝術家到中國大陸及台灣去展出. 而這個想法也在2007年成為了事實. 2007年一個由七名德國藝術家參與, 命名為“路途中“ 的畫展作品先在山東省濟南市展出, 之後他們的繪畫移師到臺北歌德學院繼續展出.  在台北展出時也舉行了藝術家與觀眾間的座談會, 有幾位藝術家也在現場揮毫聯手完成了一些作品. 有幾位德國藝術家在經過此次展覽之後, 對中國繪畫及書法產生了興趣並開始鑽研, 並偶而嘗試用毛筆及宣紙來創作.  另一方面, 台灣著名畫家及詩人楚戈 (很可惜已於2011年去世) 當年在德國參展時就帶回了一隻德國油漆工人用的又寬又硬的毛刷, 用它來創作並展開了他藝術創作中的一個新里程碑. 可見藝術家們常常用他們獨特的方式成為跨文化交流的先馳驅者.

我何曾有幸能以策展人身份參與了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在德國的兩地巡迴特展, 這個命名為“ 天子之寶“ 的特展可說是近幾十年來雙邊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盛事: 整個特展的籌劃時間及前緒作業長達十年之久, 其中包括了德國國會為此次特展而立法由德國政府無上限擔保這些國寶級的藝術品在德展出期間的安全, 同時承諾德方由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在台灣舉辦一個對應展. „天子之寶“ 由德國國家藝術及展覽廳負責在德國波昂及柏林巡迴展出, 一共展出了經過精挑細選共400件故宮所收藏的藝術真蹟 (在特展籌劃期間, 應台灣駐德代表處的委託我在德國各地作了一系列的演講並展示了這此藝術品的復製品).  2003年 „天子之寶“ 特別巡迥展的第一站是在柏林著名的 „老博物館“ 的展出, 第二站是2004年在波昂德國國家藝術及展覽廳展出.  觀眾的反應熱烈空前. 甚至中國大陸駐德外交人員也藉此機會看見了他們神往已久, 但一直無緣一睹盧山真貌的中國歷代珍藏, 感動的熱淚盈眶 .  以參觀人數而言, „天子之寶“ 是全德當年排名第二及第三的展覽. 對我們而言, 使命成功地完成是當故宮博物院院長杜正勝在2004年12月宜佈, 全部的展出品都毫無瑕疵,平安地回到台北故宮博物院. 回想當年在籌劃期間, 正值歐洲及亞洲在在政治上瞬息萬變, 相關談判費時多年,看似前功盡棄, 經過兩輪無疾而終的協商, 最後終於在第三回合簽定了了展覽合約.  你們也許會好奇, 除了專業上的興趣之外還有什麼原因能讓我不屈不撓地去爭取相關單位的興趣,來繼續這項展覽計劃? 答案是當時我在DAAD的博士後研究獎學金贊助下, 正在台灣進行一項研究討劃, 我自已的一個學術文流及國際校友會相關親身體驗.

1981年我結朿了在台灣的研究計劃返回德國, 行前我向故宮博物院當時的院長蔣復璁博士 (1898-1990)辭行. 我向院長說身為故宮院長秘書處的一員, 我在這累集積了多年的經驗, 也有機會能深度了解故宮的藝術收藏. 我也感謝蔣院長及我在故宮的同事們, 感謝他們在專業上的教導及對我工作上的照顧.  在交談中,蔣院長提到了他1950年代在洪堡基金會獎學金的支助下到柏林去深造並取得博士學位的往事. 八十高齡的蔣院長仍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 他早年留德的這些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後半生. 蔣院長一直有一個心願; 希望有朝一日故宮的珍寶能在德國展出, 讓德國民眾有機會親眼目睹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 他教導我, 在日後的職業生涯中要參與能促進德國人對 中華文化的了解的工作, 而我也遵循了他的教誨. 在位於波昂的德國國家藝術及展覽廳1991年落成後, 我就向展覽廳的主管介紹這個故宮展的構想也得到他們的支持. 很可惜蔣院長當時已去世,無法目睹這個展覽. 他的繼任者秦孝儀院長對我們初步的詢問很表支持. 隨著進一步的發展, 台北方面提出了要德國政府為這些文化遺產的歸還提供擔保的條件, 這似乎意謂著談判破裂, 無法繼續 - 直到德方答應了這個條件. 之後在杜正勝院長任內又重起談判, 並要求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在台灣舉辦一個類似規格的對應展, 以符合真正雙向文化交流的精神. 德國普魯士藝術資資產基金會的德國文化珍藏藝術品也於2004年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 由此開啓了德方在2005年在東京, 2010年在北京的展出.

藝術與文學, 繪畫與文字, 這兩著可以融合, 但各有其獨特方式來傳播文化知識. 如何讓兩者相互呼應並兼顧全面, 則是藝術創作者的自由發揮. 透過Kowalewski家族承藏書,我們可以看到19/20世紀到在歐洲發展在德國出來的民眾普及教命育, - 一個不可遺失的基石.

最後容我祝賀並再次感謝成功大學, 及特別是今天的贈書人, 讓在這間閱覽室內所呈現出的德國文化史, 在國際間能有一席之地.相互雙方認清過去的歷史, 是現今創造繁榮未來的堅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