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聰教授在德國哈勒大學完成物理博士學位,並於德國馬克斯普郎克微結構物理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現任科技部政務次長。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金郁夫博士 (Dr. Josef Goldberger) 於4月拜訪科技部,與這位傑出的德國校友進行訪談。

金主任: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訪問林次長,希望可以透過這次採訪了解您個人的經歷和台灣科研界的狀況,首先想請您簡短地介紹一下您的經歷。

林次長:我早先是就讀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以後當兵、工作一年才出國。在海德堡大學就讀碩士後,就到柏林做同步輻射的實驗並在Halle攻讀博士。其實我的碩士跟博士都是在Max Planck(馬克斯普朗克研究學院)做的,但因為Max Planck無法頒發學位,所以當時註冊在Halle大學,但基本上都是住在柏林做實驗,有將近四年的時間。博士畢業後待了一年,就回到台灣。

金主任:請問您當初選擇去德國的動機是什麼?最後為何選擇回到台灣?

林次長:簡單地說,去德國的個人原因是來自於我對音樂與哲學的愛好。有段時間我在海德堡甚至修過由神學和物理系所開的哲學課,探討關於科學認識論、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德國對我來說是一個夢想,也是我一開始的動機。
因為我在台灣除了基礎文法外並沒有學過太多德語,剛去德國時其實聽力各方面都很差。但我很享受讀碩士的時光,以一個普通大學生的身份,我可以參與德國大學生的生活,而不是一開始就一直在實驗室。而當到了進實驗室的階段,就開始轉變成一個研究者、碩士生,時間和生活型態就完全不一樣了。在那之後一路到博士、博士後,就都過著科學家的生活。
至於為何回到台灣?在德國待了約九年,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即便德國對我來說已經像一個家,但我認為回到台灣我可以有更多貢獻,也可以和這個社會有更直接的連結。

金主任:當時回台灣後就直接進入臺灣大學嗎?

林次長:對,我當時直接申請回到臺灣大學物理系,擔任過助理教授、副教授,也因為如此,至今研究還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金主任:擔任科技部次長一職是去年開始的對嗎?

林次長:我去年五月正式開始這個職位,但在2018年9月我就到科技部擔任自然司司長,自然司是負責物理、數學、化學、地球科學還有永續發展。在接任這個職位後,我開始接觸了很多物理之外的科學,當中尤其吸引我的就是地球科學。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收穫,因為透過了解其他領域的科學後,我開始對台灣科學界有比較全面性的了解。

金主任:但對您來說,從專門研究的背景轉入管理職位一定也是一個挑戰。

林次長:的確是,因為重要的工作不僅是研究,而是營造一個很好的環境並設立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很多人會問我:「最重要的科學研究是什麼?」,我通常會回答,應該要問最重要的科學研究環境是什麼,而不是最重要的科學研究題目是什麼。台灣人很習慣下意識地問最重要的研究題目,但我認為,若一個社會沒有好的環境讓人認清自己的想法,那只是一個由上到下的方式,無法真正接軌。所以一定程度上,整個社會必須積極參與討論,去了解整個台灣未來的走向、共識、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該進行什麼樣的題目,這才是一個Top-Down(由上至下)、Bottom-Up(由下至上)的平衡,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當整個社會都共同參與、討論與辯論,社會發展走向的共識才會逐漸形成。

金主任:那您認為,在建立台灣科學社會的使命上,我們所進行的國際化工作,特別是科學國際化的工作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合作的動機是什麼?

林次長:台灣科學界長期以來已經是國際社會很重要的一員。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早期的博士,尤其在自然科學領域,有相當高的比例都是美國回來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台灣本身是一個海島,有地域限制,而在這樣的限制下,國際化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開放、透明的態度與國際社會接觸和交換意見、參與國際活動、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核心價值,也是我所認為理想的、好的科學。1988年我在德國時,德國還沒有這麼多國際學生,一開始我們是少數,但漸漸地德國就有越來越多外國學生,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德國社會對於接納外國學生的變化。台灣現在也在面臨這樣的變化,台灣早期是出國讀書的人較多,現在面對國際社會的挑戰則是可能要對外國學生、訪問學者更開放,而這也是台灣一直嘗試提高外國學生比率的原因。一個好的學校、好的國際研究團隊應該要有很多的外國人。

金主任:這也是我接下來想提出的問題,你們現在打算如何透過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國際化來推動整體國際化的規模與合作品質?

林次長:在科技部有科教與國合司來負責國際合作,我們也有提供一些研究經費來推動國際化、資助交換訪問學者,甚至是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像是DAAD跟科技部進行的臺德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PPP計畫(Project-Based Personnel Exchange Program)。這是比較具體的作法,並且能提高能見度。我們不只要跨出去,吸引國際科學家來台灣也非常重要。
現今不僅在科學領域,我們在產學、產業與新創的領域也成立了TTA(Taiwan Tech Arena)臺灣科技新創基地,歡迎在國際上科技領域相關的創業家回到台灣參與新創、培育的活動,進而鼓勵台灣的師生將創意、科學和科技等從原本的基礎研究應用到創業上。在新創基地中會有很多團隊,一些加速器會扶植這些新創公司,為他們募資、經營團隊,就會形成一個好的環境。
透過這些產學合作,原本僅單作為科學研究支持者的科技部也會跟整個社會和產業界有更緊密的連結,這都與國際化密切相關,因為在新創的階段,國際能量非常重要。綜合來看,在這一兩年台灣很大的變化就是我們除了原本重視的純科學研究之外,也開始重視如何拓展到各個領域。

金主任:您在推動國際化工作的同時,是否有看到台灣與德國/歐洲相似或可以互相學習的部分?

林次長:我認為不管在政治或是社會開放跟自由化的層面上,台灣和歐洲、美國都有共同的價值觀,都重視自由、民主、包容與開放,因為這樣的共識,我們可以進行更多的合作。但必須承認的是,在擴張的過程中,越機構化、系統化就會產生更多的限制,因此我們也希望更積極地跟德國、歐盟建立一個更全面的合作架構。
學習上,我想德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德國的技術是為台灣社會所熟知的,在機械、化學和基礎科學上則非常紮實,原因在於德國的工藝技術非常強,就像我們過去在德國受培訓時,要自己設計儀器,然後去精工廠、畫圖,這樣的訓練不僅會加深基礎科學,也會形成一種文化,養成長期投資的心態。我想這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課,因為台灣的現況是非常「動態」的,現在業界流行什麼,大家就投入這個產業,這的確也是一件好事,但長遠來看,當面臨現今全球競爭的局勢,這種快速、取巧的方式,在沒有長期基礎研究的支持下,很可能導致基本功流失與不足,因為很多事情是需要長期培養,甚至是一二十年才可以使用的。就以這次Covid-19疫情來看,其實台灣不管在醫學或是政府政策上仰賴的都是長期建立出的一套機制與文化;以台灣擅長的晶圓代工來看,也會發現不是只有代工這麼簡單,它的過程是複雜的,它所需的基本訓練和技術也是複雜的,這些都需要一個非常大的環境。因此,當要進一步做創新時,就必須要有更強的基礎。
這也是科技部和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發現,我們可能要回過頭來做基礎科學研究,因為台灣有段時間認為我們不能只做純科學,必須要重視應用、是否能對產業有貢獻。另外,德國博士進到產業界的比例也很高,就讀博士的比例也非常高,這樣的情況下,會促使整個產業提升,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金主任:以您自己和科技部的工作來說,您認為現在主要面臨的挑戰和可以改變的是什麼?

林次長:國際上不管在科技、產業方面,競爭都越發激烈,對台灣有很大的衝擊,因此我認為發展合作關係格外重要,因為透過這些合作、共同面對問題,競爭的環境就會變成一個正向的合作。

另外,對台灣來說,人才方面也是一個挑戰,一方面是台灣早期對移民、國際社會的開放程度可能不足,另一方面是我們現今面臨嚴重的少子化。近幾年我們的開放程度當然有所進展,但相較於美國、德國或日本等國家,台灣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面對這個挑戰,我想台灣要做的是心態上、文化上的改變,我們必須認知到,資源是共享的。在一個保守的社會,常會認為外國人是來拿走本國人的資源,但這樣的想法要改變。一個好的科學,應該是要建立在平等、開放跟包容的社會上,我認為台灣除了在發展過程強調科技的重要性之外,我們也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與價值觀,更開放、更包容,不是只把科技當作一個工具,只要達到目標而已,我們要重視人文社會的改變,因為科學也是人文社會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