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äsidentin Huey-Jen Su de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ät beschreibt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r. Josef Goldberger die Rolle der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sstrategien taiwanischer Hochschulen.

[1]

金主任:

蘇校長,非常感謝您今天給我這個機會訪問您。您不但是國際認可的科學家、具有政治影響力的高等教育家,也是國立成功大學第一位女校長。首先能不能請您簡單地介紹一下您的經歷。

蘇校長:

我在台南出生,台南是我的家鄉。事實上,我成長的地方離成大只有兩條街。我很自然地在這裡受教育,大學畢業後我決定出國念書,但這並不是我有什麼狂熱的學術理想,而是其實我大學期間參加了很多活動,促使我決定出國念書。特別是在1980年初期在台灣大學的生活,讓我覺得非常幸運。我的寒假、暑假都跟外國的同學在一起。有時擔任志工在營隊幫忙,在高年級時則擔任初級輔導員的工作。為何我會對國際的事情有興趣,其實都是很自然的。我決定出國唸書,享受做實驗、唸書,那種很簡單的樂趣。我並沒有覺得一定要唸博士,而只是很高興能有一個校園、有一個環境,而你不僅喜歡也覺得那是享受,有很多不一樣的同學給你不同的刺激。他們所說的、他們所經驗的,都是你過去的人生沒有過的,我每天所聽到的都在豐富我自己。如果你要問我希望成功大學是什麼樣的校園,我希望就是,世界上各式各樣不同背景、文化的年輕人都可以享受的大學校園,可以不斷地感受到各式各樣的文化刺激。即時有這樣想法、思考模式的刺激,學生還是會覺得很自在。我在美國的生活對我後來的人生有很重要的影響。其實,我沒有特別想要在大學教書。我不先去算計我會得到什麼好處,而是先將眼前該做的事情誠心誠意地做好。

[2]

金主任:

您說其實您並不是特別目標性地做規劃,但您很順利地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做研究,直至不久前nature 雜誌稱您為東亞國家傑出的女科學家。

蘇校長: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計畫,但我不計畫我要得到什麼。不要去一直算你自己會得到什麼,名字、職位、利益甚至許多人去算發表論文裡面自己佔哪一個位置。但是當一件事情到了眼前,你有一個身份,有一個責任要做的時候,你必須百分之一百地做到最好,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你的承諾。你有一個承諾,你有一個對自己同意做這件事情的承諾。所以只有你自己可以給你自己標準,沒有別人可以給你標準。

[3]

金主任:

您不只是成功大學的校長,同時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的董事長,能不能解釋一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是怎樣的一個機構、扮演怎樣的角色並負責怎樣的任務?

蘇校長:

我是這兩三年才去幫忙的。FICHET大約是在2000年左右開始有成立的構想。回想一下,當時臺灣教育部跟所有的大學,尤其是一般的大學,並不像台灣大學一樣,這麼早就已經跟世界很多重要的單位有交流。我在台大唸書的時候,覺得台大已經非常國際化了,因為你每天都可以遇到很多不同國家的同學。但除了台灣大學,台灣在 1970、80年代,都沒有這個條件。到了2000年左右國際化越來越重要,認為大學都應該要有非常活躍的國際交流活動。但當時並不是每個大學都像台灣大學已經有這麼多的組織、成熟的行政人員來幫忙。所以教育部與各大學就共同成立了一個平台。所以這個組織一開始的意義,就是協助所有學校成為綜合性的窗口,以協助教育部和各學校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聯繫與交流,並協助尚未預備好的學校,可以有基本的能力與國際來往、與國外交涉。細數與我們有來往的國際組織,例如德國的HRK,他的歷史比FICHET(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早很多,功能也會多很多。FICHET相對是年輕的,且原來的任務很單純,功能也不是特別複雜。2002年左右就開始規劃,2005年成立,2006正式開始啟動。我會覺得它在那個階段,特別是2005年開始前的八年到十年,是非常關鍵且具意義的。尤其在培養規模不大的台灣學校對外交涉能力方面,FICHET非常重要。在一開始的十年,一方面各個學校都開始與外國交流,台灣的教育部也覺得國際化是很重要的,所以各校就開始成立國際處等單位。FICHET增加了所謂的特別項目、特別計畫的一些任務,舉例來說,協助教育部跟企業界的實習計畫、蹲點等等,同時也增加特定計畫,例如:來台灣學華語的計畫。將各個不同的華語學習機會整合在一起。所以它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像幾個主要重點,作為一個綜合的窗口讓世界各地的學校或機構要跟台灣的大學做第一次聯絡的時候,它是一個對口單位,且是一個年輕、非常自由的、非營利機構類型的平台組織並同時也可以來協助教育部與教育部是一個夥伴關係。透過一些探索性研究計畫,舉例來說,針對台灣較不熟悉地區中的一些學校,先透過FICHET做雙邊會議以熟悉了解彼此。

[4]

金主任:

以我了解FICHET這些任務跟DAAD的挺像的。

蘇校長:

除了研究項目以外。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因為前面十年已經幫大家把一般性的交換計畫都做完了,所以我兩三年前開始擔任金會董事長的時候,覺得那我們要開始有一些新的能力,因為大家一般性的交換都做完了,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開始協助現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們都比較有興趣談的研究夥伴或者是連結跟產業相關的合作關係,大學跟產業連結很重要。所以在FICHET的同事們現在也開始找研究資料庫,使得我們在規劃一些會議的時候,越來越專業,特別是在尋找夥伴這件事上。並開始增加這些規劃,屬於雙邊可能可以鏈結的跨領域的夥伴團隊。

[5]

金主任:

所以將來的FICHET可能會更專業,然後做更多計畫性的工作。

蘇校長:

對,很多的工作,如果每個大學可以自己做,它就不需要經過FICHET了。那FICHET必須要讓它覺得確實還有自己連結不到的項目、夥伴。

[6]

金主任:

台灣的高等教育主要國際化的動機是什麼?有什麼目標?為什麼要國際化?跟什麼樣的學校合作等等?

蘇校長:

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層次,一個是政府。另外一個是我們是在教育未來的世代,所面對未來的世界越來越無邊無界,所以作為一個教育單位,也必須努力地讓教育環境在這個時候更全球化、國際化,否則教育就落後。從我自己的學習經驗來看,所有不同的文化刺激對於一個人的學習都有極為重要的貢獻。我們不用排名這個詞,但它基本上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大家都在一個越來越透明的世界裡面被比較。

[7]

金主任:

您怎麼看待排名這件事?

蘇校長:

我一直覺得,排名有好有壞。為什麼好?因為有些不認真的學校躲不了,不能只靠名字等。為什麼壞?因為大家越來越條件導向,沒有時間討論什麼叫做教育,也來不及開發完美的、合理的衡量方法來適當地描述一個教育機構的貢獻。我們產生數字容易,我們要描述貢獻很難。排名的好處我則要盡量利用。排名就像「尚方寶劍」一樣,就像有一個老天爺送給你一個很大的理由,你可以說「不好意思,現在我們如果要拿到補助資金,我們一定要符合這些衡量方法被呈現出來。」,所以你就可以藉此來刺激你不努力的同事。它的壞處是什麼?有很多的教職員有很重要的貢獻,可是在這樣的排名沒有辦法認可他們,這其實是一個在校園裡面非常傷害彼此的做法。沒有這麼多的教育單位、學校可以很有信心地做自我省思。如果沒有自我的省思、判斷、決定能力的話,排名會讓你跟著大部分的潮流,你會流於假造數據。

[8]

金主任:

其實台灣學校跟德國學校的一個共同問題,都認為自己在國際排名裡排的位置不代表他們真正的成就。

蘇校長:

這件事情,我總是很公正地看待,我不特別覺得我們是被低估或是高估的。我寧願認真地看每個數字後面,我該從其中學什麼。如果一直每天叫說我們被低估,有什麼幫助?那如果人家高估我們,而我們自己又不知道,那就是自己越來越退步,只是享受虛名,可是事實上就是不夠好。科學家其實有一個基本的態度,就是你要很確定,很誠實。你應該對於自己好壞、是非要有標準跟態度才對。所以我們做這種做科學研究的人,就是要求自己很誠實。

[9]

金主任:

台灣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還面對什麼樣的困難?

蘇校長:

我想是我們因為學校很多,總是希望用一句話來描述大家的困難是什麼。每間學校的困難都不一樣。我自己覺得我們國際化的挑戰是,我們不夠勇敢去看世界到底有多大。因為長久以來我們覺得國際社會不承認台灣,所以我們就以鬆懈的態度去認識國際社會,我們甚至不太認識國際社會,我們沒有真正完整地去了解國際社會。

[10]

金主任:

那是什麼意思,就類似島國主義?

蘇校長:

我覺得是我們的心態。因為我們不在聯合國五十年了,沒有一個心態會去讓你隨時翻開大地圖去知道世界有這麼多國家,我們講不出來幾個國家的名字。我們想像的世界跟想像的國際是很有限的。

所以台灣國際化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當然不見得強大,但對我們來說最基本的一個挑戰是我們把它簡化了。我們以為語言是限制我們的,我們以為我們的經濟沒有這麼強勢是限制我們的,我們沒有真正完整地把自己當作世界公民來看待,我為什麼要國際化?我真的對別人理解到什麼程度?別人為什麼要理解我?我自己認為我最能貢獻給這個國際社會什麼?思想?發明?文化?歷史?甚至社會價值是什麼?我們從不探討這個,我們簡化。所以如果心態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非常表面的操作,認為不管怎麼樣,只要有不同護照的人來到我的學校,就認為是增加國際化。對我來說,同事會給我很多的思考,可是這不是我的信念。同事真的給我很多的答案,如經費等,可是這麼多年來,我相信是我們的社會有比較嚴重的挑戰,因為我們自己在內、外部環境的影響之下,我們的視野有點小了,然後我們沒有信心跟不同的人來往。

[11]

金主任:

那有什麼具體國際化的策略?注重跟些國家合作? 像新南向政策的國家?

蘇校長:

我覺得政府當然是有它自己的策略。但我都會把政府的策略和不同的學校策略稍微做一點區隔。我的策略一向很清楚,就是努力地增加多樣性不同的夥伴到我的校園來。所以您剛剛提到的新南向政策,我們有一些學校因為自身的決定,特別設專班給一兩個國家的某些科系,所以在他們學校裡也有很多外國學生,可是只來自一兩個國家。像成功大學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學校、代表性的學校,我們的同學將來對於我們的社會都會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不能讓他們只看見一、兩個國家。所以就是希望他的心態可以盡可能地打開,透過從文化的差異面去理解,我們的國際化才會實在,而不只是取決於是否說英文、課程是否用英文教,重點是你的內容是否有反映全球化的觀察。

[12]

金主任:

您自己讀過世界一流的學校——哈佛大學,有這種國際經驗,也常常訪問國外各種學校,您具有一定的判斷力來比較各個學校。在您的眼裡,您覺得台灣高等教育界的優勢在哪裡?您覺得我們德國、歐洲學校適合在哪個領域裡跟台灣學校合作?

蘇校長:

我覺得台灣的高等教育,尤其這幾間好的大學,提供一個非常平衡、實在的教育品質。我認為所謂的平衡,就是從創新到實作。有很多人批評我們實作不足,可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跟觀察是,台灣的學校是最能夠在課程當中展現創新和實作;因為在很自由化的風氣中,有不同文化存在的情形下,就能刺激同學有一定的創意。因為台灣的大學跟我們的社會和業界,我們的工業園區、中小型企業都有一個很根深蒂固的活動關係。

[13]

金主任:

可能有的歐洲學校對台灣高等教育界的具體狀況也不是太了解?

蘇校長:

這就又回到您剛剛的問題,您不是問我說我們的挑戰在哪裡嗎?就因為國家狀況,所以我們的能見度不夠,我大約在1980年代的時候去國外唸書,你走到哪,大家都知道台灣。但現在有時候甚至會被誤認是泰國。我認為我們要很努力地讓大家再多認識我們。

[14]

金主任:

台灣學校可能會在哪些方面比較缺乏、跟不上最先進的趨勢?

蘇校長:

我覺得我們剛好到了一個時間點必須更清楚我們的國際定位、我們在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定位。一個學校如果要不消失,大概只有一條路,就是想清楚你在世界上有沒有一個位子,這個位子不用很大。那台灣的學校,尤其我們這麼多學校的情況下,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更應該要想清楚,你只有在台灣有位子還是你跟世界上的某一個區塊因為某個原因、需求、特別關係、目的,你有一個位子。如果這件事情想清楚了,那麼再大或小的學校都活得下去。

[15]

金主任:

您的意思是,不管多小的一個學校,只觀看它在台灣的位子還不夠,一定也要考慮到它在世界的位子、影響和關係。

蘇校長:

是的。我前陣子特別聽了柏克萊大學前校長的談話,其中有一段話我特別記下來,也覺得符合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每一個機構要有一個全球方位的位置」。在台灣,台大、成大、清華、交大,都是不會消失的學校。所以有些學校對我們也不是很開心,因為它們覺得相較於我們,它們每天都在求生存。可是這些學校這麼困難地求生存甚至跟我們彼此成為敵人,是因為我們都只盯著來自於台灣的學生。但所有的學生都是要台灣人嗎?如果你放開,全世界都有可能跟你有關係,那為什麼它要跟你有關係?你有哪個特別的方面?就一件事就好,那你就不會消失。

[16]

金主任:

那您作為成功大學校長,成功大學的國際定位是在哪裡,國際化的困難點和成就是什麼?

蘇校長:

成大今年已經成立87年,明年邁入第88年。我找到1931學校的第一任校長所寫的一篇文章,是用日文寫的。那裡面就特別提到為什麼會有這間學校?因為台灣在那個時候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大概已經清楚台北是什麼樣的城市、高雄是什麼樣的城市,台南以前曾經是首都,但在那個年代找不到台南的定位。當時台灣的農業已經慢慢穩定,再來要進入工業時代了,但是台灣卻沒有高端專業、工程師也沒有,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工業時代、新的社會,所以用了整個台灣府的十分之一經費來蓋這個學校,要為下半個世紀的人才做預備。所以,先有了學校,才決定怎麼開發城市。

我希望成大有兩個任務。第一,一部份的人要為國家服務、為國家下一個階段的需要服務,所以他的能力必須往這個方向走。而有一部份的人必須去協助、參與世界上其他地區未來的變化。為什麼呢?因為日本人離開之後,有十到十五年的時間,美國的普渡大學在這裏待了十幾年,很多的老師來這裡投入新的教育,我們才有能力變為後來的大學,否則我們就是一個技術學院。我的想像,成功大學要有一批畢業生,有能力在世界上別的地方參加未來的改變。因為他們所創造的產業、因為他們所參與的計畫、因為他們所去投入的社會,都會變成未來重要的地方。這樣子成大就不會消失,會一直留在歷史上,因為成大的畢業生做了許多重要、不同的事情。在國際上也是,我的當地學生出得去,我的國際學生也可以進來,而不管他們留在台灣成為我們未來台灣新社會的一部份,或者他們回去,他們都會帶著這樣的教育還有我們給他們的價值,貢獻給未來的社會。那成功大學就不會消失。

[17]

金主任:

依我來看,地理位置可能是成功大學在台灣方面最大的困難點,成功大學算是台灣排名前四名的學校之一,可是位於台灣南部,在發展上是否會比較缺少優勢?。

蘇校長:

因為這樣,所以我很早就認知到成大有不一樣的任務,因為三分之二的青年人都在新竹以南,他們大部分都只來唸成大,其他如台清交都在新竹以北,所以資源都在那裡。所以我就告訴大家,我們只能更好,如果成功大學不好的話,那台灣有三分之二群人都不好。

金主任:

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